首页、500彩娱乐平台、首页！《都市快报》本期的“天下”周刊，聚焦“空心村”，对赣西北三个“空心村”进行调查，11个自然村平均居住不到8人；村民外出打工，从山村走向了城镇，留下了“空心村”，有的地方还干脆说成是“空壳村”。“一个人的村庄”，不是诗人的浪漫想象，而是散文家的真切写实。

　　城市化，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城镇化”，这是一种大势所趋。偌大国家，超过半数的人城镇化了，这是必然的一个结果，不由人们的意志而转移。现在农民工就有2亿多在城市里干活，尽管不是具有城市市民待遇的“城里人”，但他们终归是离开了乡村。那么多人离开了，乡村哪有不“空”的道理？

　　我曾经在基层当过领导，比较知道农村、农业、农民。我明白“下山脱贫”是一种历史性的选择。留在高高的山上，特别是留在一些行政村下面的自然村，连脱贫都很难，真是没有多少出路的。别的不说，难以通公路就是很苦命的事，告别的选择，看起来是无奈的选择，其实也是文明的选择。

　　乡村，是我和像我一样的许多人的童年记忆。著名导演吕克贝松曾说：“童年是人类的父亲。”从这个意义上说，乡村其实就是“人类的父亲”。但我毕竟告别了童年、离开了乡村，这其实是我的必然选择。我是兄弟姐妹五个，都是早已离开了乡村，我们的下一代更无可能回到乡村；等到年迈的父母辞世，对我们家来说，这“两个老人的乡村家庭”就再也与乡村没有多少关系了。

　　事实上，不仅仅是乡村会有“空壳化”的变化，城市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形。看过一个纪录片，说的就是某个因发现石油而建立、兴盛起来的城市，因为经过几十年的采掘，石油已经基本采完了，人们赖以生存的主要来源枯竭了，陆陆续续搬离了这个石油之城，使之逐渐变成了“空城”。甚至美国一些行业性很强的城市，因为产业变迁，加上经济危机，都有很多人搬离了这样的城市。

　　应该看到，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基本上是不可逆的。关键是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帮助它转变得更自然一些，更妥帖一些，努力避免各种负面影响。特别是，要对那些一时难以“转身”的老人们，要多加关怀。至少我们应该有办法有措施，避免出现“留守老人死在家中无人知”这样的情形。

　　一个人的村庄，抑或一群人的城镇。发展，变革，需要我们尊重现实，更需要我们尊重规律。往前走吧，沿着前进的路，不同的鲜花，终归是要次第开放的。

　　这是一个坐落在赣西北群山深处的小山村，清澈的小溪穿村而过，31座蓝砖黑瓦的木屋，依山而建，散落在狭长的山坳间，掩映在青山绿水中。

　　因为一口洁净的池塘，它得名南坑村。这个始建于清朝末期、最鼎盛时有130多口人的山村，终究没有挡住城市化的冲击，青壮年挤入城市讨生活，一家家搬离了村庄。

　　现在，一个叫钟兆武的64岁老人成了村里唯一的居民，守护着这个据传清朝末年由浙江丽水迁来的村庄。

　　近日，都市快报记者来到南坑村，希望从它的盛衰中，发现成千上万正在消失或已经消亡村落的命运轨迹。

　　清晨6时，山里的天空蒙蒙亮，钟兆武家的狗“阿黄”突然吠了两声。钟兆武打开房门，探出头，向院子里张望，没发现什么异常。

　　家里的两只母鸡趁他开门间隙，跑到院子里“咯咯”叫起来。南坑村一天的生活开始了。

　　南坑村是江西省安义县新民乡合水村下辖的一个自然村，从安义县城往北沿着山路行25公里，就到了这里。

　　不熟悉路的司机，只要沿着宽阔平整的水泥路，一直往山里走，就可以找到村庄。

　　天色渐渐转亮，钟兆武洗刷完毕，收拾灶台，煮了两大碗面条，就着咸菜吃个精光。饭毕，他扛起锄头穿过门前的小溪，来到村前一处坡地。

　　“这些该杀的，又来祸害了。”他骂的是山林里繁盛的野猪，它们赶在黎明前，从山林下到田地，糟蹋了钟兆武刚种下的土豆和大蒜苗。

　　南坑村所在的合水村在上世纪80年代初，曾靠木材销售成为安义县最富裕的村子。但随着山上的树越砍越少，国家开始封山育林，“靠山吃山”的合水村财路断了。

　　人均不到两分的耕地，无法养活南坑村一家家张着嘴吃饭的人，村民开始外出打工谋生。

　　到2010年底，南坑村本来还有两户人家，4口人，即钟兆武夫妇和(合水村)村支书钟兆柳夫妇。

　　当年，钟兆柳夫妇搬到了安义县城，再没回来。次年，钟兆武的妻子徐毛妹也被小儿子接到县城，照顾在县城上学的孙女。

　　钟兆武已记不得哪一年走了第一户村民，但记得上世纪90年代末和2006年，村里出现了两次大规模的外出打工潮，从而引发搬家潮。

　　“先是年轻人出去，后来四五十岁的人也跟着出去了，再后来，一些老人和孩子被接走。”第一户村民离开时，钟兆武还给这家远房的堂哥买了一挂鞭炮燃放送行，预祝他生活步步高升。

　　但他很快发现了问题的严重，这年年底，搬家的村民越来越多，村里走掉了一半人家。

　　搬走的村民，大部分远走甘肃、广东、浙江等异乡，男人多做架子工或泥工，女人则进了工厂。再后来，村里有人带头做起铝合金安装生意，并带动了全村。

　　一些外出青壮年挣到钱后在县城买了房子，将父母和子女接去居住，老家的房子也就慢慢遗弃了。

　　2006年，第二波村民打工潮来临时，钟兆武的小儿子钟印水也离开了家，跟随堂哥到甘肃武威市做起了铝合金安装生意。小儿子的重庆籍媳妇在家守了半年，终忍不住山村的清贫，随夫而去。次年，未成家的大儿子钟欠水偷偷远赴广东打工。

　　熟悉村情的钟兆柳说，合水村有11个自然村，共计814口人，而现在留在村里的不到80人，都是年过六旬的老人，每个自然村平均不到8人。

　　10月25日中午，钟兆武在田间补种被野猪捣毁的土豆苗，回忆这些年发生的大事时，一脸的平静。

　　虽是秋季枯水期，汩汩的溪水仍流淌不止。沿着一条平整的水泥路上行，一栋栋木房和砖混结构的民房均大门紧锁，一些经不起风吹雨淋的已坍塌。

　　“这是我哥哥家的，这是村支书的，这是我大堂叔的”钟兆武64年的全部记忆，都依托于这个行将消失的村庄，即使对于已经搬走20多年的人，他仍能详细地说出模样和脾性。

　　村尽头是钟家祠堂。和那些破败失去颜色的老宅相比，这个被刻意修缮的房子鲜亮得多。不过因为长久无人进出，祖先的牌位已被蜘蛛网占领。

　　在这里，钟兆武说起了村庄的历史：清朝末年，兵荒马乱，一户钟姓人家从浙江丽水躲避战乱来到这里，看此处山清水秀，便安顿下来。到了钟兆武这一代已经是第十一代。村里出过最大的官就是村支书。

　　南坑村在早年曾盛行习武，练习岳家拳法。村里的每一个男丁都会耍上几招。农闲时节，村里10多个从7岁到20岁不等的孩子，会在晒谷场上聚集，跟着大人一招一式练习拳术。

　　岳家拳也跟随钟氏家族流传了好几代，很长一段时间，因有武功在身，钟氏家族很少被人欺负，甚至在集体分田和分山林时，钟家人都有相当的话语权。

　　但经历了几代钟家人的岳家拳，最后和村里每年热闹的社戏、舞狮一样，被风吹走，只留在记忆中。

　　住在县城的哥哥钟兆文年轻时也会一身拳脚，但几十年没有活动筋骨的习惯了。“那都是小时候的记忆。”在钟兆文眼中，岳家拳失传是一种必然，因为再没有年轻人对它有兴趣。

　　每到这时，他会打开陪伴三年的收音机，调到有杂音的电台让里面的人大声说话。或者，吃过晚饭打开电视，让“声音”回到他的世界。

　　因山里手机信号不好，钟兆武骑车到2公里外去接听。儿子担心浪费父亲话费，重新拨了过来。

　　“这个逆子，还威胁我(他)再不回来。”父子俩围绕父亲是否应该去县城和母亲团聚的事争执不下。

　　被惹恼的钟印水最后抛下一句话，如果不到县城去住，就(让老爸)一个人待在家里过年，他们是不会回去的。

　　钟兆武觉得权威受到了挑战，对着电话用当地方言大声呵斥儿子，却发现电话已经挂断。

　　“想想，我脾气也大了，孩子本来好意打电话，被我骂走了。”事后，他有些后悔。

　　针对这次矛盾，钟印水认为父亲太固执，有好的生活不懂得享受，让村里长辈戳小辈的脊梁骨，他有些不甘。

　　钟兆武心里也明白，让儿子们回到农村并不现实。他们这一代已经不再靠这里的土地刨食过生活，对土地早失去了眷恋。

　　钟兆武清楚地记得，村民搬走后，起初逢年过节，还有一些村民会回到村里在老宅门口贴上对联，放一挂鞭炮。再后来，连这样象征人丁兴旺的事也免做了。

　　钟兆柳说，以前过年还能热闹一阵的小村庄，现在一年四季都冷清。南坑村就像他，一日比一日衰老，走向应有的归宿。

　　村子里的人走光后，土地便闲置起来，钟兆武接手这些土地，种上水稻和旱地作物。

　　今年雨水充沛，但近两亩的稻田，秋收时只收到800斤稻谷。野猪又一次扮演了“坏人”的角色。虽然会几招岳家拳，但钟兆武还是不敢进攻它们，只能将它们从稻田赶走。

　　钟兆武承认南坑村正在消失。他觉得一座座失去了主人眷顾的房子似乎只等坍塌的那一刻。

　　不过村里一年中还是会迎来一两次热闹。那就是外出的人离世后，要落叶归根的时刻。

　　2011年12月一个寒冷的冬日，钟兆武离家5年的嫂子赛火莲，被丈夫和孩子用一辆面包车从县城拉回家。

　　大哥告诉他，嫂子被南昌的大医院确诊为胃癌晚期，已时日不多。为满足她的心愿，将她送回老家。

　　钟兆武说，也只有在这个时候，家里才会通知远在外地的家族、亲戚，只有这时才是一次难得的家族聚会，年轻人会回到老宅住上几晚，忙完事后匆忙各奔东西。

　　“只剩下一个空房，怪瘆人的，住着害怕。”已经搬到城里居住7年的钟伟奇，在铝合金安装生意做得有声有色后，和很多南坑村同龄人一样，一年难得有一次回家。对他来说，老宅只是名义上的出生地而已。

　　又一次入夜，到了睡觉时间。钟兆武脱衣上床后，“阿黄”安静地趴在床边，寸步不离主人。

　　10月25日，从江西省安义县(地处赣西北)新民乡政府到合水村，十多公里的乡村公路上几乎遇不到什么人。

　　合水村下辖的11个自然村，原本有村民814人，现居住人口不足80人(平均每个自然村不足8人)。

　　新民乡乡长钟伟安说，新民乡有1.3万人，在国家封山育林后，很多村庄因为田地少，村民结伴外出打工，最多时外出打工人员达到四五千人之多，造成了大量的“空心村”。原本有三四十户人家的村庄，现在很多只剩下两三户人家，且留守的都是老人。

　　新民乡究竟有多少这样的“空心村”？没有做过统计，但钟伟安估计超过三分之二的村都是。

　　面包车到了合水村的行政办公楼，4个老人在村民活动室围成一桌摸牌消磨时光。

　　记者先后走访了合水村(行政村)的5个自然村、合水村周边的吊钟行政村和塘边行政村，调查村庄人数和留守的村民。

　　吊钟村原有700多个村民，现居住不足100人；塘边村有1400名村民，现居住不到300人。

　　合水村村委主任帅伟绅说，合水村多个立村一二百年的自然村，在10年内陆续成为“空心村”，其中一个原本有10多户村民的村庄已整体荒废，成为无人村。

　　已担任12年村主任的帅伟绅说，合水村、吊钟村和塘边村的“空心”现象，并不是独有，这在安义县10个乡镇都存在，有些地方更为严重。

　　安义县民政局的一份关于农村老龄人口抽查证实了帅伟绅的线个自然村的抽查结果显示，“空心村”所占比例相当大。

　　安义县民政局办公室一名工作人员说，“空心村”在江西很多地方存在，有的地方比安义县还严重。

　　一份材料显示：安义县25万人口中有10万人外出务工经商。他们赚钱后在县城购房，或在农村修建新房。不过新建的楼房大半关门闭户，一年中只有过年才会有人住上几天。

　　合水村观坪自然村一个77岁的老人去世后三天，才被邻居74岁的戴文和老伴帅伟莲发现。

　　“几天没看他出门，担心他病了没人知道。”戴文从窗户上看到老人躺在床上，喊了几声却不见回应，有些慌。他喊来村委会主任帅伟绅帮忙，等众人打开老人房门，发现老人已死亡多日。

　　“死了至少有三天，房间都有臭味了。”帅伟绅随后通知老人外出打工的两个儿子，两天后，他们才赶回家中。最后尸检证实老人是疾病突发，自然死亡。

　　观坪村原有57户村民，现在只有3户7个老人居住。“患病了，床头连一个端茶倒水的都没有，有时腿一蹬就走了，家里人都不知道。”帅伟绅对他们的凄凉晚年同情不已。

　　观坪村居住的7个老人中，最小的有64岁，最大的有80多岁。“老了什么也做不了，平常就忙活点吃的。”村里7个老人，每人身体都有病疼。

　　戴文双腿患有严重的风湿，还有高血压，两天不吃药血压就高。老伴帅伟莲有心绞痛病，活动多了就发作。“有病了就自己扛着，活一天算一天。”戴文说。

　　10月25日，记者踏访观坪村发现，村里很多房屋大门紧锁，一些已经破败不堪。

　　坏人会瞅准空心村仅剩下老人进行盗窃。为维护村庄的安宁，村干部不得不将已经古稀的老人组织起来在村里巡逻。

　　2005年，山林起火，村干部敲锣打鼓，也只找到几十个能上山救火的人。“全是老人，走都走不动，怎么去灭火？”说起那次经历，钟兆柳很感慨。

　　塘边村书记钟式乾说，合水村、塘边村等村庄人少了，地荒了不少。山上的野猪也多了起来，经常下山糟蹋庄稼，地越荒越多。

　　“空心村”的学校因学生人数大量减少，很多办不下去了。合水村小学在2011年停办，吊钟小学2012年只有6个学生，老师只有一个，面临停办的危险。

　　一些曾经人丁兴旺的古老村庄，随着年轻人外出，许多古老的文化传统逐渐消失，一些地方已很多年不再舞龙狮、玩龙灯、唱社戏了。

　　随着村民减少，教育、医疗、治安等公共资源日益衰弱。村里卫生所一天不如一天，老人看病也不方便。公共服务跟不上，又造成更多村民外出，如此恶性循环。

　　戴文和南坑村的钟兆武就是典型，他们认为村里空气好，已经生活了几十年习惯了，再冷清也比居住在城里安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室主任英曾给消亡的村庄这样定义如果一个村庄剩的户数和人数到达这样一个状态：红白大事凑不起办事的人手，现有适龄年轻人在村里找不下对象，后辈年轻人再不愿回村居住，那么，这个村庄也就“不亡而待尽”了。

　　钟兆柳很赞同他的话。怎样不让这些“空心村”消亡，重焕生机？钟兆柳说需要有产业支撑。

　　他曾三次到江西婺源去考察那里的古村落旅游，最大的愿望是将“和婺源条件相似”的合水村复制成另一个婺源。

　　根据《江西统计年鉴》的数据，江西全省的村民委员会数量，从2002年的20183个下降到2009年的17227个，减少了2956个。实际上，村庄大量消失或走入衰败的境地，不只是在江西这样的劳务输出大省发生。

　　中国文联副主席、国务院参事冯骥才10月20日透露，相关部门最新统计数字显示，我国的自然村十年前有360万个，现在则只剩270万个，“比较妥当的说法是每一天消失80至100个村落”。

　　在今年2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李培林提到一组数据：在1990年到2010年的20年时间里，我国的行政村数量，由于城镇化和村庄兼并等原因，从100多万个锐减到64万多个。

　　“它们悄悄地逝去，没有挽歌、没有诔(lěi)文(即悼念的文章)、没有祭礼，甚至没有告别和送别，有的只是在它们的废墟上新建文明的奠基、落成仪式和伴随的欢呼。”李培林在文章中这样写道。他曾翻译法国著名农村社会学家孟德拉斯的著作《农民的终结》(1990年出版)，并通过对广州几十个城中村的调查，写成《村落的终结》一书(2004年出版)。

　　在李培林看来，产业空、青年人空、住房空、乡村干部空，“四大皆空”造成一些乡村的凋敝和衰落。

　　有几位学者曾总结，推动和促使村庄不断走向空心化的原因，主要包括经济发展、土地改革、家庭组织关系瓦解、市场化、城镇化、传统观念变革等方面。不断外移的人口导致诸多村庄提前进入衰退阶段。

　　根据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英的研究，1999年以后，行政村数量减少的速度加快，平均年减少速度达到2.41%。

　　值得注意的是，在农村总人口逐步减少的情况下，乡镇平均人口和行政村平均人口都有所提高农民搬迁到新村庄或更大的村庄，使得一些自然村消失。大规模的撤乡并镇并村是在政府主导下进行的，中央2004年的1号文件为此提供了政策支持。

　　有一组数据可资佐证：民政部今年6月发布的数据显示，从2004年到2011年，全国村民委员会的数量逐年递减，从64.4万下降到59.0万，平均每年减少7700多个村委会(平均每天减少21个村)。与此同时，居委会数量从2004年的7.8万增加到去年的8.9万。

　　上海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院教授曹锦清告诉都市快报记者，行政村基本上是伴随撤乡并镇并村而减少，而自然村的消失要分两种情况：一种是生态条件很恶劣的地方的移民搬迁，这大部分是政府行为，比如浙江武义就曾把村民从山区里搬出来；还有一种是自然消失的，本来户数就很少的小自然村搬迁到县里或城镇，或者年轻人都出来打工了，只剩下老头老太，土地也抛荒不种了，自然村就萎缩了。

　　山西一家媒体去年曾对正在消失的村庄做过调查。调查显示，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大量村庄人口停止增长，常住人口大幅减少，村庄败象日显。立村一二百年、五六百年的村庄，一个个迅速成为空壳村。村庄消亡的主要原因是：年轻一代外出打工；种田效益长期低下，农业凋敝，经济上没有出路；大量撤并农村中小学致父母外迁陪读；土地被征收征用。

　　除此之外，也有一些村庄因煤矿过度开采导致的塌陷而面临消失。去年年底有媒体报道，山西全省1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采空区近3万平方公里，“不适合人类居住的村庄”已超过700个。另一方面，按照山西省加快推进城镇化的规划，每年会有200个甚至更多的村子消失。

　　近年来，各地出现“土地城市化”的热潮。据李培林透露，2010年以来，全国有20多个省份出台了各种各样撤并村庄的规划和政策，通常是要求农民进城上楼，以宅基地换取市民权和社会保障。由此引发社会矛盾和冲突，恶性事件、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

　　在那篇题为《从“农民的终结”到“村落的终结”》的文章中，李培林形容，“村落终结过程中的裂变和新生，也并不是轻松欢快的旅行，它不仅充满利益的摩擦和文化的碰撞，而且伴随着巨变的失落和超越的艰难”。记者 黄庆明

　　1994年9月，上海莘光村西李队农民李锦祺拥有了一个门牌号：上海水清路298弄21号，并同时拥有一个城镇户口。

　　18年后，68岁的李锦祺写出4本沉甸甸的村史，但仍然后悔为消失的村庄记录太晚。

　　这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从不知道，被自己称为“水清二村”“佳佳花园”“景和茗苑”的这块土地，有过一个村庄叫“莘光”。

　　有时闭上眼睛，身处楼房的李锦祺，会听到几十年前的声音：天蒙蒙亮时，院子里的养鸡房传来公鸡打鸣声；宽阔的田埂上，拖拉机轰隆隆地开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村里有人第一个买上自行车，得意地摁出一连串清脆的车铃声

　　他还听到19岁那年夏天的夜晚，风吹过西瓜田发出的沙沙声。和他一起看守瓜田的老人，每夜都会絮絮叨叨地说起村里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旧事，他却听得津津有味。他没有想到，自己的祖上有着这样有趣而迷人的轶事。

　　也就是从那时开始，李锦祺开始留心村里的一草一木。渐渐地，他开始喜欢上和村里人聊天，聊到有意思的人和事，就用心记一记。比如，西李人爱生双胞胎，62户人家中，最多时有6对双胞胎；比如，西李男人爱朝外跑，不愿在农村干活，而西李女人却不肯外嫁，宁可在村庄招“住嫁囡(上门女婿)”

　　当时，从1961年开始稳定建置的莘光大队有10个生产队，李锦祺所在的叫“西李”，顾名思义，也就是“位于西边，多数姓李”村里共有62户人家，其中60户人都姓李。

　　李锦祺的曾祖父是个文化人，曾经整理过李氏家谱，但随着1949年的一把大火，李氏家谱化为灰烬。借着收集村史，李锦祺开始一点点地认识、集纳家族和西李的传统。

　　根据传说，李锦祺推算出，公元1790年，自己的祖先就从浦东迁来莘光。在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的地图上，莘庄只是个无名小镇，属清朝36保(华亭乡)。据莘光家族史推算，那时，李锦祺的祖先已经在这里居住，共有七八个村庄，约几十户人家。

　　收集村史的工作，就这么开始了。“我想给子孙后代留下一些东西，让他们知道自己祖祖辈辈的生活。”李锦祺这样描述自己的初衷。

　　年轻时，李锦祺做过赤脚医生、大队会计。戴着眼镜的他，和自己的曾祖父一样，也算是村里“有文化”的人。

　　说起从前的日子，他笑说，最大的感受是，村里的小孩都会唱“今年望似明年好，明年还是一件破棉袄”。

　　身处其中的李锦祺，记载下村民为改变贫困付出的朴素努力。一村之隔的生产队名叫“马家塘”。与老实的西李队人相比，马家塘的社员头脑更加活泛。胆大的村民，在计划经济时代，就敢偷偷种一些蔬菜和葱，偷偷踏着自行车到上海市区的菜场去卖。最多时，马家塘每天有83个农民，在天亮之前去卖葱。人们一度把马家塘叫作“葱家塘”。

　　他还记下一桩趣事：1961年，两个热心的村干部为故去的独居老人守灵，由于当时农村尚未通电，两个村干部摸黑烧饭，结果误把桐油当成食用油，上吐下泻。

　　生活不全是快乐。他沉痛地记录下一桩伤逝：1983年10月7日，大队油粮员总出纳李友根“车误致死”。

　　那本是一个平常的下午。李友根和李锦祺说要去银行取款，却在差一点就进村时，因横穿马路被汽车撞倒身亡。原本开朗健谈的李友根，去世时才43岁，留下80多岁的母亲和3个未成家的子女。

　　那年，村里还有一个7岁的娃娃，也因为车祸死亡。李锦祺咀嚼出生命的无常，也想到，那些普通人一旦离开，也便再没有什么人记得他们，似乎一点痕迹都不留下。于是，他更想为一些普通人“立传”，至少，记住他们的名字。

　　随着一页一页的记录，许多年的时光在李锦祺的笔下流过去。他也渐渐成家立业、生儿育女。不变的是，他从未想过离开生于斯长于斯的莘光。

　　李锦祺的村史，没有宏大的叙事。在《莘光社会各业人员之最》一章中，不乏琐碎的记录，但从中不难一窥时代的缩影与变迁。比如村里第一个造楼房的人、第一个开拖拉机的女人、第一个养长毛兔的人、村子里担任赤脚医生时间最长的人

　　在村史中，有个章节叫“莘光大事记”。李锦祺五易其稿，记录下莘光从1949年到2005年，56年间的“大事”：

　　1968年10月25日，莘庄镇上的知识青年首次来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18位青年分到10个生产队插队落户；

　　1983年初，莘东大队杨家湾生产队杨全余一家6口人承包了生产队60亩土地，成为全县种粮大户

　　微观的记录背后，上海的城市化进程轰轰烈烈。1992年4月，上海市政府同意莘庄镇横沥巷东面开发，莘光村的部分土地划入规划范围，此后，莘光村的农民开始陆续动迁。

　　1992年9月26日，国务院决定撤销上海县和原闵行区，建立新的闵行区，莘光划入闵行区管辖区域。

　　1993年，李锦祺记下的大事是：莘光村成立股份制公司，动员村民自愿入股。年底，莘光股份公司第一次分红，每一股分得640元现金。

　　1996年11月，莘光撤队工作开始，首批撤掉了3个生产队。1999年，闵行区政府发布贯彻《上海市撤村、撤队集体资产处置暂行方法》的实施细则。莘光的10个生产队，在五年内全部撤光。

　　昔日莘光的土地上，很快建起20多个大大小小的居住小区，成立了13个居委会。

　　1994年9月，西李队第一期30户居民迁入水清二村，李锦祺住进整齐划一的六层居民楼。原先的莘光村人，也陆续住进“平阳一村”“佳佳花园”“丽华公寓”

　　他同时领到一个城镇户口，被统一安排进闵行农村劳动力安置单位兴达公司下属工厂工作。

　　住进楼房的李锦祺，在新鲜感消失之后，渐渐觉得有些不适应。一个显著的变化是，他不能再去串门了。

　　他怀念从前在村里时，一吃完晚饭，就家家户户地串门。远远地，老朋友在小院听到他的喊声，就赶紧为他打开门。一直聊到夜幕低垂，再心满意足地回家。

　　而现在，虽然住在楼上楼下，村民都变成邻居，但一关起门，每家都是一个独立隔断的小天地。

　　久而久之，李锦祺发现，很多满地跑的娃娃，他已经不知道是哪家的了。年轻人看到他，头一仰，跟没看见似的走开了。李锦祺感到不可思议：这要是在注重传统秩序的西李队，简直是“大逆不道”。

　　那些原先在村庄里无话不谈的老友，也仅在家里有红白喜事时才会聚在一起。“只剩下各自的亲情，乡情都消失了。”李锦祺摘下眼镜，叹口气，“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比从前淡薄了许多。”

　　1996年6月，兴达公司解散，52岁的他被“退职”。以后7年，他每月只能从公司领到270元的生活费。为了自谋出路，他去小区和公司做过两年门卫。

　　终日守着别人的大楼，偶尔，李锦祺会想起田间自给自足的日子，“种好地，只管嘴巴吃饱就行了”。

　　他越来越心疼自己忙着读书的孙女，“以前在农村，考不上学，大不了回家种地，现在考不上学，连地都没得种”。

　　2004年7月，李锦祺正式退休，每月能领到725元退休金，时间也比以前宽裕了许多。于是，他加快了撰写莘光村史的步伐。

　　李锦祺说，自己写的，更多的是对一些平凡人、平凡事的记录。他想忠诚地记录过去与现在的原貌，“证明在这片土地上，曾发生过什么”。

　　他把4本记录分别命名为《莘光记忆》(分为家族史资料和村史资料)、《晚霞》、《乡魂》。

　　《乡魂》里，记录下从1950年1月1日到2009年12月31日，60年内莘光故去的927位村人。这是近年来，李锦祺一趟趟地跑派出所和档案馆，一点点地“攒”出来的。

　　年轻时村里人逝去的伤感，至今仍令他难以释怀。李锦祺在《乡魂》的扉页写道：“希望本书能让后辈追思我们已故亲人、先辈、祖先，千万不要忘记我们的过去。”

　　这些年，他陆续把4本资料自费印刷了几十本，发放给原先的莘光村人看。很多老一辈人，都从李锦祺的记录里找到或重新认识自己的先人。82岁的老人张士明，甚至请李锦祺帮忙搜集家谱父亲过世得早，母亲改嫁，他甚至不知道自己亲生父亲的名字。

　　但几乎没有年轻人问李锦祺借族谱看。即使送出去的族谱，也可能被随意丢掷在一边。

　　从大林队农民1994年7月动迁搬进水清三村，到瞿家湾队最后一批农民于2005年5月搬进景和茗苑，仅用了10年时间，莘光村消失了。

　　李锦祺心里很清楚，已经用了50年的“莘光”一词，现在仅仅用在莘光实业公司、莘光学校、莘光农贸市场上，如果有一天，这些单位不再用“莘光”二字，那么，连同“莘光”这个词，也将在历史上消失。

　　消失的村庄口述 过去几年，“故乡沦陷”的话题不断被许多人提起。有人认为，“这已经不仅仅是农村生存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环境的沦陷了，这更是一种温情的生活样式、行为准则、伦理道义、生存价值的沦陷了”。最近，中国文联副主席、国务院参事冯骥才谈到传统村落的大量消失，再次引起人们的讨论。

　　围绕村庄消亡等线日，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院教授曹锦清接受了都市快报记者的采访。曹锦清1949年出生于浙江兰溪，自1988年开始从事农村问题研究，曾与同事用四年时间实地调查写成《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之后，他又完成《黄河边的中国：一个学者对乡村社会的观察与思考》一书，引起广泛关注。他还著有《如何研究中国》等作品。

　　在曹锦清看来，“故乡沦陷”的说法，可以理解为过快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后带来的伤感情怀，因为原来熟悉的东西都消失了，但一个现实是，“你我都回不去了”。

　　曹锦清认为，这是一种“怀乡病”，许多人曾经从农村出来，但已经成了城市人，回不到农村去了，他们既享受城市的便利，又厌恶它的某些东西，于是把原来家乡的事物美化了。城市化带来的一种病，就是把田园乡村浪漫化，作为一种精神寄托，但这不可能变成一种实践，很多人也不会为农村的改变做一点点努力。

　　“原来农村里有熟悉的山、熟悉的水、熟悉的乡亲，都市里都是竞争、压力、拥挤、冷漠的人际关系，一回到家乡一看，童年美好的记忆没有了，会让人伤感，但是他们也不可能再回到农村这个环境里了。”曹锦清说，“现在如果回到你的农村去，你待一个星期是可以的，但是你待个半年试试看？连农民工都回不了他的老家了，因为一个基本的道理就是农村没有挣钱的机会，靠一亩三分地，连填饱肚皮都有点困难了。”

　　在他看来，农村要面对很多现实的问题，过去那种以自给自足为主体的经济，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农民生产的东西要卖掉才能生活，生活所需的消费品又要从市场上买来，他们已经深深卷入到市场经济里了。想恢复村庄的传统手工业或传统民族艺术，也要形成一种带动当地农民收入增长的可循环经济模式才行，这才是比较实际的。

　　另一方面，那些已经离开乡村到城市就业与生活的农民工，也面临同样现实的问题。今年年初，中国社会科学院及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均显示，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城镇化水平超过51%。但据曹锦清估算，这当中约有1.5亿人是跨省市打工的非户籍常住人口，他们虽然被城镇化数据统计在内，也在城市里租房、打工，却不能享受城市的一般福利，没有真正融入城市社会。

　　也许能让包括李锦祺在内的民间修史者感到欣慰的是，已有越来越多的人，在为自己的村庄、家族修史：

　　哈尔滨60岁的鞠家彬和45岁的宫殿伟，为了纪念有着196年历史、即将变为哈南工业新城中心区的平乐村，用了一年半时间写出《家乡记忆》，并在另外两名村民赞助下印刷600册，免费发放给村民；

　　年近七旬的天津武清区石各庄镇西南庄村村民周文章，白天种地，晚上写村志，为的是给旧事、旧貌逐渐淘汰消失的西南庄村，留下一份历史记忆

　　今年年初，为了抢救28个村改居村庄的民俗文化，洛阳市洛龙区档案史志局组织50多名“老秀才(史志员)”，搜集各村的历史沿革、民俗风情等资料，完成了50万字的《消失的村庄》初稿；

　　在西安市灞桥区政府的牵头下，数百人参与、历时6年、收录全区229个行政村村史的《灞桥村史》一书，不久前刚刚出版，有人评价，这本书留住了“都市里正在消失的历史记忆”

　　一些地方已设置了村史展览馆、农具博物馆；也有许多网友在微博、博客上记录故乡的村庄，为村庄定格影像。

　　所有人的目的似乎殊途同归：给子孙后代，留下那些消失的，或正在消失的村庄的记忆；让子孙后代，有朝一日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并且更清楚以后该去往何处。

　　同样，为了留住记忆，过去一个星期，“@都市快报中国新闻部”在新浪微博上发布“寻找我们的乡村”的消息，读者、网友踊跃回复。

　　这是他们对村庄的回忆，但或许，你能从中找到梦中故乡的影子。你记忆中的村庄，是否美丽如昔？

　　我的故乡人杰地灵，200多人的村庄出了20多个大学生。庄南有棵古槐，几个人伸开双臂才能抱得过来，据说当年秦琼在这棵树上拴过马。村北有一泉眼，泉水清冽甘甜，冬暖夏凉。庄西是淮河的一条支流傍村而流。所以外人迷信地说，我们村庄的风水好。

　　庄上村民勤劳团结，民风淳朴。无论谁家里有活，招呼一声，大家就都来帮忙了。每年清明节早晨，年长的老者吆喝一声，庄上的人就各自拎着铁锹和铁锨，一起去祖坟上去添坟，烧纸钱了。

　　每年大年初一，庄上的大人小孩都挨家挨户拜年，晚辈给长辈磕头拜年，辈分长的就备好花生瓜子糖果，等着招待来拜年的人。

　　小时候，派出所在镇上查验自行车。工作人员一得知主人是张后庄的村民，便马上放行，因为这个村庄很有威望，在附近人们的心目中，我们整个村庄都是勤劳的好人。

　　我还记得，有个大冬天，一位外村的妇女牵一头耕牛过河，结果耕牛瘫坐在小河中间，妇女哭得没办法。我们的生产队长招呼一声，庄上的男人出动，硬是把耕牛从水里拉了上来。

　　今年国庆，去了奶奶曾经居住的村子，荒凉、破败的场景让人想哭。儿时，大部分寒暑假的记忆都在这里，抓蝈蝈，逮蚂蚱，打麻雀，摘了西红柿和黄瓜放在冰凉的井水里，吃着不知道有没有烤熟的小麦。酷热的夏天，要么捧半个西瓜跑到沙包山，要么钻进冬暖夏凉的地窖里。这种快乐是现在任何一个度假村都无法给予的！

　　记忆里，这个村庄在我小时候有上百人。现在村里很少能看到年轻人，他们都出外打工或者上学了。几乎看不到女孩子，光棍很多。村里最多的是一些留守老人，在打麻将或者打牌。可能因为人少，道路也比以前脏了很多。

　　传说中，这里是唐朝高宗时期带兵起义的陈硕真的故乡，她自称“文佳皇帝”。村子里还流传着很多跟黄巢起义有关的故事。

　　因为临江，小时候，我们在这里游泳、摸鱼、捉虾，感觉就像天堂一样。所以尽管村庄里也有很多人出去上学、打工，我还是很恋家，只在中途去西藏林芝当过几年兵。当兵时，也常常想家，想念这条江。现在有了女儿，也常常带女儿回去。

　　如今的村庄已成了摄影爱好者的天堂，也建起了大型休闲农庄。听说这块地方以后要开发为度假村项目，那么我们村子，可能不久也要消失了。以前我和那些离开家乡的小伙伴，逢年过节还可以回村里聚一聚。如果以后村庄消失了，我们的联系可能也就少了。

　　我的故乡海淀区六郎庄，是一个即将因拆迁消失的村庄(编者注：据报道，2010年下半年，海淀六郎庄村启动腾退拆迁工作)。

　　据说，这个村只是由于北宋时期杨六郎排兵布阵时在这住过一夜而得名，其实当时没几户人家。

　　秋天是丰收的季节，海淀镇的许多人都会来这里购买莲藕、菱角、荸荠、毛豆等新鲜的农产品。

　　在冬季，大雪封门、没过膝盖的年份里(55年前)，山野一片洁白，大人出门扫雪，孩子滚雪球，很快村内就干干净净。

　　故乡情伴随我的终生。村里基本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归的农民，善良、淳朴、憨厚，父老乡亲们都是在这种祥和与温馨中相安度日。出生在这个村，真是我最大的福分。

　　这里有我的父母、老师及乡邻、同班同学们，他们的亲情、友情、恩情，六十余年不敢有忘。这里的山山水水、沟沟汊汊，这里的荷花、莲藕、毛豆，还有这万亩稻田绿茵如毯，垂柳依依的景象，“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的时光，清新带着香味的空气，寒凉刺骨透着清凉香甜的泉眼水，更会叫人终生难忘。

　　山西的山山水水、风土人情吸引着我，让我一次次走进山西，走进那些蕴藏着深厚人文历史遗存的名城古镇、山野乡村。

　　然而，在我感受山西辉煌历史文化的同时，也被那些衰落残败的乡村，被那些在村庄中留守的人们那些荷锄负担的爹娘、青春待嫁的姐妹、远望重山的兄弟以及在空荡荡的乡村街道奔跑游戏的孩子所触动。这些寂寥落寞的空巢，是我们走进城市前的故园，是我们无数人内心的归宿，也是中国现代文明遗落的胎衣与襁褓。

　　在那里，我看到美好的事物正在悄然消逝，人群渐疏，村庄老去，生动而温情的儿时记忆，在现实的凛冽大风中行将湮灭。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城镇化建设的日益推进，曾经恬然自适的乡村，被城市的现代文明所逼迫与吸引。

　　世世代代生长于斯、劳作于斯的农民，舍弃了自己的家园，奔赴一个个未知究竟的梦想而去。一种生活方式正在汹涌而来的都市文明面前迅速衰落、消逝，这些空寂的村庄也许是国人数千年生存形态的最后一抹痕迹。他们的生存状况、生存环境、思想情感，不仅是山西农村的现实缩影，同时也是不应该被我们忽视的中国农村最广大、最真实的存在。

　　作为一个观看者和摄影师，我无力拯救那些平凡的生命，我也无力使那些败落的村庄重现昔日的活力。我唯一可以做的，是为我们曾经的乡村家园，为那些真实而贫弱的生命存真。我希望人们通过这些影像看看他们，在重拾乡村故园带与我们的温情记忆的同时，真实地去感受和面对残酷的现实经验带与我们的内心哀痛。

　　马卓，中国摄影师。2009年9月开始，《空村》成为马卓的标签。《空村》，是以山西全境11市历史久远却日渐衰败的36个村庄为背景，进行的一组历时14个月的纪实摄影。马卓将“影像视角探触到一个久被忽略的盲区”，提出了“一种古老生活方式在都市文明面前迅速衰落、消逝”的现实问题，由此摘得当年“平遥国际摄影节”最高奖优秀摄影师大奖。